今天是: 站内搜索: 评估拍卖机选平台 官方微博
当前位置>>典型案例>>典型案例>>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和处理
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和处理
最后更新时间: 2017/5/16


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和处理

---原告林泉、陈卓彬诉被告比尔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星文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案



    【提要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对在我国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只有在不能采用公约、外交、邮寄、直接、电子等方式送达的,才能采用公告送达。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或是当事人的约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


    【案情
    原告:林泉、陈卓彬
    被告:比尔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星文海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20061227原告林泉、陈卓彬与被告比尔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Billing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英属维京群岛籍)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原告出借85万元给被告,用以支付被告所属的“海洋公主”(Ocean Princess)号邮轮的修理费,2007126前还清。2007111,原告林泉与被告单独签订借款协议,再次借款13万元,约定借款之日起3个月内归还。2007621,两原告申请海口海事法院扣押被告所属“海洋公主”(Ocean Princess)号邮轮,扣押期间,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申请解除了船舶扣押,但之后被告并未依约还款。20071114,双方再次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被告比尔林公司共计应支付原告欠款及利息108万元,先行支付68万元,余款40万元在同年1130日前还清,如有违约,应支付原告违约金30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支付了68万元,但余款40万元到期未还。
    原告诉称,被告为修理船舶向原告借款,双方书面确认共欠款108万元,如有违约违约金为30万元,被告只依约支付了68万元,属于违约,请求法院判令原告偿还原告余款4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30万元。
    被告未到庭应诉,故未提交答辩意见。

    【裁判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各自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借款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未依约履行余款40万元的还款义务,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责任;双方约定违约金为30万元,是双方针对被告比尔林公司全部违约所设,而被告已履行了第一期68万元的还款义务,因此,违约金的承担数额应作相应扣减,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酌定为10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系一宗与船舶营运有关的借款合同纠纷的涉外案件,双方书面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处理争议和选择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故该案适用中国法律且海口海事法院有权管辖。综合全案来看,本案需要重点加以研究的有两个问题:
    一、涉外案件的送达问题
    域外送达是涉外民商事案件在诉讼过程中必经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域外送达的成功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影响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对在我国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1.公约送达;2.外交送达;3.对中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委托使领馆代为送达;4.向其委托代理人送达;5.向其域内代表机构或是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6.邮寄送达;7.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方式送达;8.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
    本案中,由于被告比尔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Billing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系英属维京群岛籍公司,向其送达庭前诉讼文书应当按照《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规定,首先选择适用《海牙公约》方式送达,而从与本案相关的(2007)海保字第05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一案中被申请人比尔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Billing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所提交的公证认证文书材料来看,被告在英属维京群岛的注册地址是明确的,因此是可以适用公约送达方式予以送达的。但本案在未采取其他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前提下,直接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对被告进行送达,显然欠妥。
    二、违约金的调整问题
    本案中,合议庭基于被告仅存在部分违约的理由,主动调整了违约金数额,但在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同法》虽未规定法院可以主动对过高的违约金予以调整但也未明确禁止,因此,当违约金过分高于对方的损失时,会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所以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法院也应从公平原则出发主动予以调整。另一种认为,《合同法》仅规定只有当事人申请对违约金调整时,法院才予以调整;当事人没有提出调整的申请,因此法院不应对违约金主动予以调整。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该条款表明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只有在当事人请求调整,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确实低于或者过分高于违约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时,人民法院才能进行调整。因此违约金调整请求权是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可见,合同法并未对违约金的数额作出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并不受他人干涉。况且基于当前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法院不宜过多地介入到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中去,代替当事人进行诉讼行为,且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效力应予肯定,只有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运用公权力予以介入和干预。故在当事人没有明确提出调整违约金的情况下,应视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放弃行使,法院不应主动代一方当事人行使主张主动调整合同违约金。
    当然,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在被告缺席审理且违约金约定明显过高时,法院可以推定在被告应诉的情况下,正常都会请求法院调低违约金,从而主动依据职权调整违约金。但笔者同样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因为这种做法很可能在客观上鼓励了债务人拖欠或逃避债务且不花费任何诉讼成本(如不到庭应诉等的人力、物力支出)及不要给出违约金过高的任何理由,更不要去法院应诉,法院自然会给出被告一个满意的、合理的、公平的判决。但这个合理的、公平的的审判本身就违背了程序公正(代替被告进行诉讼)。从另一角度而言,法律明文规定公告送达的法律效果与直接送达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两者送达的法律效果之间并没有区别。如果人为地制造两者的不同,将造成司法实践否定法律规定的这两种送达方式的法律效果的同一性。
    笔者始终认为,法律制定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实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按规则办事。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下处理相同的情况就是一种公平。另一方面,有了一般规则,就不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或说自由裁量,否则一般规则就形同虚设,就会回到人治上去。众所周知,民法的基本原则强调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现代司法领域,法院不再像若干年前一样包揽当事人进行诉讼,而是充分尊重、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当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运用公权力介入进行干预。本案的法律关系并非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司法机关,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审视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做到有法必依,而不是去寻求突破这个制度。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个制度真的存在问题,可能造成个案的不公平,那也应该从其他救济程序或是建议完善制度的角度着手解决,而不是通过保证个案的所谓“公平”来牺牲整个制度。因此说,严格按法律规定审理案件,这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稳定性、公平性和正义性。